"要用更前瞻、更全面、更国际化的眼光来审视现有的国企监管模式。所以在具体做法上，我主张通过上市来突破目前比较封闭的监管体制"

    近几年来，重庆市在改革国有投融资体制、构建国有资本营运平台等国资改革方面，动作频频，成效显著。最近，重庆市政府要求在2008年以前实现10家大型国企集团整体上市，并力争在“十一五”期间，创造条件再推动10多家国企集团逐步整体上市。重庆市还提出，要以国企集团整体上市为突破口，创新国资监管模式。为此，记者特地采访了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兼重庆市国资委党委书记黄奇帆。

    国企集团整体上市：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抓手
    记者:作为重庆国资改革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您能否谈谈重庆为什么把国企的重组改革作为发展重庆经济的重头戏来抓？
    黄奇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重庆成为了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聚集着一大批大中型国有企业，它们成为了重庆经济的命脉。因此，我们改造和壮大国有企业，首先就是在充分认识和尊重这一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做出的实事求是的必然选择。这既是国有资产管理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也是实现重庆经济腾飞的必由之路。
    经过近4年来的不懈努力，国资改革成效显著。去年重庆市国有企业入库税金和基金收入上交总额已达294亿元，大约占全市财政收入的57%；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占全市工业利润的近60%。今年上半年，重庆市市属国企资产总额达到5300亿元，是2003年初1700亿元的3倍多，总量在全国31个省的排名从2003年的第19位上升到第7位，预计今年利润总额将进一步大幅增长。国企在社会经济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日益凸现。

    记者:在国企改革过程中，您的主导思想是什么？
    黄奇帆: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进程漫长而曲折，大致经历了计划经济——承包责任制——转机放权——股份制等四个阶段。我认为，国企改革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摆脱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债多、人多、社会负担重等历史包袱，顺利进入现代市场经济的轨道。在攻克这些难点上，我们始终坚持市场化的原则，即充分认识和把握市场规律，严格遵守和维护市场法则，积极利用和发挥市场功能。通过市场化手段改造国企，使之既保持国有本色，也富有市场特色。

    记者:为何选择上市来推动国企的市场化改造？
    黄奇帆:推动国企集团整体上市是当前我们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抓手。目前，绝大多数国企已经完成了股份制改造，但这种改造更多只是停留在形式上，并没有实现运行机制和监管机制的深度转换。要实现国企的市场化运作，突破国资的封闭式监管，就必须迈出上市这关键的一步：一是能促使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包括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机制；二是能促进按照市场法则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使得优质资源向优质国企集中；三是能通过市场化融资，帮助国企解决发展中的资金瓶颈问题。因此，抓住整体上市这个纲，国企深度的机制转换、企业发展、市场监管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记者:我注意到您的提法是国企集团整体上市，而不是国企上市。这一提法有什么特别含义吗？
    黄奇帆:准确地讲，国企上市这个概念应该既包括子公司上市，又包括国企集团整体上市。但由于在过去，最流行的国企上市模式是子公司上市，以至于国企上市这个概念本身大都指的是子公司上市。我之所以特别强调国企集团整体上市，是因为子公司上市和集团整体上市的差别，在现实中的意义十分重大。子公司上市通常是将不良债务、富余人员等历史包袱剥离给国企集团，这种做法对证券市场微观基础改造确有积极作用，但此时的国企集团却往往不堪重负、难以为继，形成了国企上市最典型的“小船逃生、大船搁浅”现象。实际上，小船也不能轻易逃生，许多集团无法生存时，就通过关联交易等各种方式掏空上市公司，最后小船大船一起沉没，这样的历史教训已非常深刻。因此，只有整体上市，才能避免过去大量存在的不正当关联交易，促进国企的整体搞活和长远发展，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和资本市场的良好秩序。

    记者:按照您的思路，是不是重庆国资委所属的所有国企集团都要走上市道路呢？
    黄奇帆:当然不是。不同的国企集团在社会经济中所承担的责任是有区别的，负有政府调控和资源配置职能的国企集团不宜上市。例如重庆的渝富公司，它是重庆市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发挥着特殊的资源整合功能；又如地产集团，政府赋予了它重要的土地调控功能。这类企业实际上是政府职能的延伸，肩负着优化地区经济和社会环境的使命。除了具备类似职能的国企集团之外，其它国企集团的整体上市我们都要鼓励和大力推进。2008年以前，我们将实现10家大型国企集团整体上市。“十一五”期间，还要创造条件再推动10多家国企集团逐步整体上市。

    国企集团整体上市：突破国资封闭式监管的有效途径
    记者:随着国企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们看到国企的监管难度也在逐渐加大。您认为当前的监管主要存在着哪些问题？
    黄奇帆:一直以来，国资监管存在两大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政企不分导致监管过度和越位，把不该管的管起来了，这种情况在计划经济时期常常出现；另一方面，由于国有股权虚置、委托人缺位，使得应该管的没管到，导致产生代理人道德风险，这在市场化进程中比较突出。
    因此，监管的最大难题是要既不越位，又不缺位。作为监管者，在国际化和市场化进程加快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思考建立何种运行机制，才能保证国有股权的保值增值；建立何种决策机制，才能实现国有资本的有进有退；建立何种治理机制，才能确保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发挥作用；建立何种激励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代理人的积极性；建立何种惩戒机制，才能有效防范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建立何种预决算机制，才能保证企业效益最大化；建立何种职工监督机制，才能切实维护职工利益，调动职工积极性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只是就国企论国企，在一个封闭的管理模式内思考，就会在历史的老路上兜圈子。因此，要有所突破，就必须要有更开拓的精神和更开放的视野。

    记者:您说的“更开放的视野”具体指的是什么？
    黄奇帆:所谓更开放的视野，就是要用更前瞻、更全面、更国际化的眼光来审视现有的国企监管模式。所以在具体做法上，我主张通过上市来突破目前比较封闭的监管体制。
    国企集团成为上市公司后，从原来单一的监管环境进入到“六位一体”的市场监管环境，就需要遵守更广泛、更公平的“游戏规则”。“六位一体”是指在国资委监管基础上，引入以证监会为主的监管机构的监管；引入交易所、协会等自律机构的约束；引入保荐机构、会师所、律师所等中介机构的督导；引入机构投资者、中小投资者用脚投票的倒逼机制；以及引入媒体的舆论监督。如此一来，国企集团便会处于一个非常透明的内外监管环境，犯错而不被揪住的概率会大大下降，因为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刚才列举的问题都可以切实得到解决。例如，国资委不再考虑应该分红多少，股东大会会公平决定；又如董事会、监事会的设立和运行，将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进行。
    记者:国企集团整体上市后，监管体制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是否对传统的国资监管理念有所冲击？
    黄奇帆:当然。理论总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丰富，这是唯物辩证法最基本的逻辑。国资实现“六位一体”的市场监管，我认为至少有一点可以丰富传统国资监管理论，这就是国资监管本身实现了社会化分工与协作。工业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社会化分工的程度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进程，现代经济就是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仅靠单一的国资监管包打天下既不现实也不科学，充分调动和发挥各种监管主体的积极性为国资管理服务，才是现代化国资监管的科学选择和必由之路。

    记者:如何保障“六位一体”的监管体制得以顺利实施？
    黄奇帆:制度保障才是根本保障。前面我已经说过，如果只是子公司上市，总是容易和集团发生不正当关联交易，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弊端。能够整体上市的国企集团，自身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与子公司的不正当关联交易也随之消除。如此一来，“六位一体”的监管体系才能构建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才会有制度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国企集团整体上市对国资监管创新有着重要意义。

    记者:新的监管体系下国资监管机构的职能将发生怎样的转变？
    黄奇帆:国资监管职能将发生四大转变：一是强化宏观经济的调控职能，通过国企的资源优化配置，形成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形成国企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示范效应；二是强化公共产品服务职能。在国企利润分红中，除一部分资金用于国企的扩大再生产外，可以将其余资金作为公共预算投入公共产品，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国企应有的贡献；三是强化股权管理职能。对国企进行市值管理，以市值作为国企经营者的考核指标，同时进行流动性管理，确保国资的变现能力；四是强化人才培养职能，以专业化手段为国企培养一大批职业经理人。

    国企改造的成效决定整体上市的成败
    记者:虽然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论证了整体上市的优越性，但现实中的国企集团问题很多，包袱也很重，距离上市公司标准的差距也比较大。它们是否会给新兴的证券市场带来负面效应？
黄奇帆:这个问题很尖锐，也很深刻。国企集团的“坛坛罐罐”多，需要清理的垃圾也多，要整体上市确实面临很多困难。如果只是搞虚假包装、玩数字游戏，一定会危及证券市场，也会损害股东利益，并最终损害国企自身利益。因此，政府推动国企集团整体上市最根本的原则是，必须认真负责地对国企集团实施市场化改造，绝不把没有改造好的企业推给市场。

    记者:那么，具体采取什么方法来改造国企集团？
    黄奇帆:最近几年，我们运用市场和行政的手段，对国企集团实施了三大重组：债务重组、组织结构重组以及资产重组。债务重组方面，通过与银行协商，采取转移债务和打折等方法，既把企业从债务的泥潭中解救出来，又大幅降低了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例如2004年我们把工商银行历史形成的157亿不良债务打包打折，用27亿化解，把涉及到的各个企业的负债率都降了下来。组织结构重组方面，我们将原有的47户企业集团整合为29户，减少了近20户，同时缩短企业集团组织链条，把1000多个子公司、孙公司减少到不足400个。资产重组方面，我们有针对性地剥离不良资产，合理注入优质资产，重新缔造出一批面貌一新的企业集团，实现了资源、资产、资金、资本向优势企业集团集中。在这套重组组合拳中，我们既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外科整合手术，又和风细雨地进行了机制调理。这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需要胆大心细。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在重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三不主义”，即不能损害职工利益，不能损害债权人利益，不能损害股东的利益，形成了和谐的重组结果。

    记者:非常感谢您为我们讲述精彩的重组心得。在重庆您是何时开始实践这些想法的？
    黄奇帆:早在2003年-2004年，中国资本市场较为低迷的时期，我们就开始推动以上市为目的的国企重组工作。虽然当时沪市只有1000多点，但我们经过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和全球经济的复苏，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有长足发展。从那时就开始这项系统工程。经过4年左右的努力，我们现在已经大体完成了国企集团的市场化改造，让这些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降到了50%左右，资本回报率达到了10%左右，企业分布实现了基础设施投资类、金融业务类、工商企业类4:3:3的比例。一大批国企集团已经初步具备整体上市条件，而最近将推出的这10家已经具备条件。现在站在沪指5000点回头看，这项改革确实是抓住了宝贵的历史机遇，为我们国企集团的深度改造和监管体制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